舊書重讀/明清:茶文化的普及

舊書重讀/明清:茶文化的普及

12閱讀 2018-12-29 02:42 文化

曠達齋 錄 原創(chuàng)作者:余悅

中國國際茶文化創(chuàng)始會長王家揚先生關于《大美中國茶》"圖說"系列的序言推送后,引起了讀者對這套叢書的極大興趣?,F(xiàn)征得叢書主編余悅研究員同意,特轉發(fā)《圖說中國茶》一書。該書出版于2014年,卻寫作完成在10多年前。今天推送的是該書第一章第四節(jié):"明清:茶文化的普及"。這節(jié)用簡要的文字,介紹了明清茶文化的發(fā)展狀況與特點,明末清初文人使茶亊走向雅致、雅志。


 

明清:茶文化的普及

 

在中國歷史上,明、清是兩個各自獨立的王朝,是一個建立起來的帝國。然而,站在茶文化史的視野來看,兩個王朝卻有相同相似的聯(lián)系,那就是:明、清卻是吃茶的朝代,都是茶文化的普及時期。當然,兩者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流光溢彩。



明代,在中國茶文化史上,是一個繼往開來的時期。在這一時期,有兩項重大的改革措施,一是制茶與品飲方法的改革,一是飲茶器具的創(chuàng)新。


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時期,由于茶課(稅)輕利厚,所以民間廣泛種植茶樹,茶飲之風日盛。明《農政全書》有這樣的記載:“上而王公貴人之所尚,下而小夫賤隸之所不可缺?!?strong>可見,明代茶飲之興盛。在制茶方面,明代由散茶代替了團茶。



關于原因,有一種說法是: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,頗懂民間疾苦,他聽說茶農很苦,耗資很大,于是提倡節(jié)儉,下令廢除制造進貢茶餅改成沖泡散茶。其實,朱元璋的作用只是推動了制茶改革,而并非由制作困茶改為散茶。因為散茶的制作和飲用,宋元時期就是存在的,并且民間飲用散茶的風氣越來越盛。早在北苑御茶場制造奢侈的茶餅的同時,民間制作就多為散茶,一般稱為“草茶”、“山茗”等。


元代《王楨農書》中對餅茶說:“此餅惟充貢,民間罕見之?!笨梢姰敃r只有宮廷少數(shù)士大夫階層仍在用茶餅,一般都以飲用散茶為主了。明洪武二十四年(公元1391年),朱元璋詔罷團餅,“惟令采芽、茶以進”,只是順應了當時散茶在民間普及的潮流。而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是以皇權為核心,皇帝旨意自然影響朝野。自此,正式結束了唐以來團茶的飲用史,奠定了散茶的地位。



茶的制作以炒青為主,炒青法雖然在唐宋時即有,但普及定型卻是在明代。明人許次杼在《茶疏》中有一段炒青的說明:


生茶初摘,香氣未透,必借火力以發(fā)其香。然性不耐勞,炒不宜久。多取入鐺,則手力不勻;久于鐺中,過熟而香散矣,甚且枯燥,不堪烹點。炒茶之器,最嫌新鐵,鐵腥一入,不復有香;尤忌脂膩,害甚于鐵,須預取一鐺,專供炊飲,無得別作他用。炒茶之薪,僅可樹枝,不用干葉,干則火力猛熾,葉則易焰易滅。鐺必磨瑩,旋摘旋炒。一鐺之內,僅容四兩,先用文火焙軟,次加武火催之,手加木指,急急抄轉,以半熟為度。微俟香發(fā),是其候矣,急用小扇抄置被籠。純棉大紙襯底燥焙,積多候冷,入瓶收藏。人力若多,數(shù)鐺數(shù)籠,人力即少,僅一鐺二鐺,亦須四、五竹籠,蓋炒速而焙遲。燥濕不可相混,混則大減香力。一葉稍焦,全鐺無用。然火雖俱猛,尤嫌鐺冷,則枝葉不柔。


從中我們可以看出,明時期采用的高溫殺青的炒青制法,能更好地保存茶葉的色、香、味、形。



清人蔣伯超在《通齋詩話》中說:“明人以瀹茗相高,碾煨從遂廢焉?!辈栊斡蓤F茶變成散茶后,飲茶方式也有相應的變革,茶由原來的研末而飲變成了沸水沖泡的瀹飲法。茶葉沖以開水,然后細品慢啜,透過襲人的茶香、釅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湯,而領略茶天然之品性。散茶的這種飲法,能使茶葉固有的芳香味得到更好的發(fā)揮。


明代陳師在《禪寄筆談》中還具體提到:“杭俗用細茗置甌,以沸湯點之,名曰撮泡?!蔽覀儸F(xiàn)在常用的茶葉沖泡即是沿襲這種泡法,特別是明代朱權于人元1440年前后編的《茶譜》,對于散茶的飲用作了詳細的介紹。這本茶書除緒論外,分品茶、收茶、煮茶、薰香茶法、茶爐、茶灶、茶磨、茶碾、茶羅、茶架、茶匙、茶籠、茶甌、茶瓶、煎湯法,品水等16則。書中反對使用蒸青團茶雜以諸香,獨倡蒸青葉茶的煮法,“取烹茶之法,末茶之具,崇新改易,自成一家”,被稱為“開千古茗飲之宗”。從明代開始至今約有600余年。



隨著散茶沖泡飲法的興起,崇尚盞、碗的唐宋茶具同樣需要“崇新改易”,出現(xiàn)了瓷器與紫砂茶具,尤其是推崇“景瓷宜陶”。當時人們在泡茶時,茶壺茶具要用開水洗滌,并用干凈布擦干,茶杯中的茶渣必須先倒掉,然后再斟。茶盞也由宋代的黑釉瓷變成了白瓷或青花瓷,上等的是“薄如紙、白如玉、聲如罄、明如鏡”,的景德鎮(zhèn)瓷器茶具。如此考究的做工,藝術價值也相當高。然而,明人更為好壺,尤其是紫砂壺,飲茶器皿“以紫砂者為上,蓋既不奪香,又無熟湯氣?!保ㄎ恼鸷嗾Z)由于特點明顯,明人對紫砂壺的追捧幾近狂熱的程度,以致“明制一壺,值抵中人一家產(chǎn)”。



茶葉生產(chǎn)的發(fā)展,茶葉加工和品飲方式的簡約化,使得這種簡便尋常的生活藝術更廣泛地深入到社會各個層面。明代飲茶在廣大民眾中的普及,最為重要的體現(xiàn)是茶館、茶樓的普遍存在和茶俗的更為完備。如果說“柴米油鹽醬醋茶”是俗人的開門七件事,那么,“茶藥琴棋酒畫書”(清·樊增祥)就是雅士的七件事了。在“俗七件”中,茶居于末位,而在文人雅士和官宦世家的“雅七件”中,茶居首位,這和當時明代重科舉、文風盛、喜風雅有關。文人雅士在吟風弄月的同時,好以茶助興以茶雅志。袁宏道更是毫不隱諱地說:“茗賞者上也,譚賞者次也,酒賞者下也?!?/span>



明代茶事的繁榮,另一個體現(xiàn)是茶學著作的豐富,現(xiàn)在可見者尚共有55部。先后有朱權的《茶譜》,田藝蘅的《煮泉小品》,屠隆的《茶說》,張源的《茶錄》,許次紓的《茶疏》等,這些著作極大地豐富了茶文化的內容。從這些文獻資料的記載中,我們可以看到明人對品飲藝術的追求和鑒賞,包括茶葉本身的真味與清香,品水之學,品飲環(huán)境,甚至對飲茶之人的多少和人品、品飲時間和地點等,都有明確的要求。



所謂“一人得神、兩人得趣、三人得味,七八人是名施茶”。馮可賓的《茶芥》提出了“無事”、“佳客”、“幽坐”、“吟詩”、“揮翰”、“徜徉”、“睡起”、“宿醒”、“清供”、“精舍”、“會心”、“鑒賞”、“文童”這十三宜,還有“不如法”、“惡具”、“主客不韻”、“冠裳苛禮”、“葷肴雜陳”、“忙冗”、“壁間案頭多惡趣”七禁忌。許次紓也有類似的見解,在《茶疏·飲時》中寫道品茗時的最佳狀態(tài):


心手閑適,披詠疲倦,意緒紛亂,聽歌拍曲,歌罷曲終,杜門避事,鼓琴看畫,夜深共語,明窗凈幾,洞房阿閣,賓主款吧狎,佳客小姬,訪友夜歸,風日晴和,輕陰微雨,小橋畫肪,茂林修竹,課花則鳥,荷亭避暑,小院焚香,酒闌人散、兒輩齋館,清幽寺院,名泉怪石。


上述兩人都強調茶非飲而在品,即通過品茗達到精神上的愉悅,達到清心悅神,超脫凡塵的心理境界。



明末清初,茶風日趨纖弱,不少茶人以風流文事送日月,甚至皓首窮茶,一生泡在茶壺里,玩物喪志。而唐宋時期中國傳統(tǒng)的茶藝形式趨于淡化,明代開始的清飲雅賞沖泡方式得以沿襲并占主導地位。通過茶館的普及與家庭飲茶習俗,茶文化精神卻在民間廣為流傳,與百姓的大眾生活與綱常倫理緊密結合起來。


并且,明清時代,我國六大茶類生產(chǎn)已基本定型,除綠茶外,尚有黃茶、黑茶、白茶、以及紅茶和烏龍,人們根據(jù)各地風俗習慣和民族嗜好選用不同茶類飲用。當時,中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茶葉生產(chǎn)和出口國,成為生產(chǎn)多茶類、出口多茶類、飲用多茶類的茶葉大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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